狐  狸  新  传

拙 夫

第一回  狐假虎威震荡动物世界  难辨真伪禽兽莫衷一是

诗云：狐假虎威乃寓言，

      且为狐狸作新传。

      颟虎狡狐今安在？

      粉官墨秘竟重演。

曲笔写兽界      直面书人生

                           ——写在《狐狸新传》刊发之际（代序）

    最近，听说经常作文不上千字、水平平平的拙夫先生，居然鼓捣出了什么《狐狸新传》。我与拙夫是莫逆之交，甚是相知，说话随便，无话不谈。为一 探究竟，我专门拜访了拙夫。

    当我问起拙夫写《狐狸新传》的原因，他告诉我道，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如果硬要找原因，似乎有三：一是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权高位重者“前腐后继”、一些官人的秘书也纷纷落网，觉得有话要说，此可谓之远因；二是近期又看到河北程维高和李真案件的有关披露，觉得不吐不快，此可谓之近因；三是人由兽演化而来，人与兽虽有区别，但是相似之处颇多，何不以兽界而映人世？若世间多些人性少些兽性，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好？此可谓不远不近之因。此外，作为多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 ，虽非这“（诗）人”那“（作）家”，本人作为“文人”（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之简称），总欲混进这“人”那“家”之列露个脸，于是便象李鬼般想学学李逵的英雄豪气——虽然本事差了点，但是动机是纯洁的。“你倒还有自知之明。”我戏言道，“能否把《狐狸新传》的稿子借我一看？”拙夫说，“狐狸新传》纯属自娱自乐的游戏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如你硬要看，就先要打破以前的阅读定势，要抛开什么‘本文通过描写什么什么，赞扬什么什么，歌颂什么什么，揭露什么什么，批判什么什么’的模式，也不要有试图从中寻求什么答案和受到什么启迪。最好把它当作成年人的童话来读，记得一名人把武打小说比作成年人的童话，《狐狸新传》虽不是武打小说，似乎也可作如斯观。”我借来《狐狸新传》的稿子，先是草草看了一遍，然后又耐着性子读了一遍，感觉如下。

   《狐狸新传》虽非上乘之作，还勉强算得上是有空可以一读的“成年人的童话”。其值得肯定的是，第一，有一定的想象力。狐假虎威是有据可查的寓言，但是狐狸欺骗老虎得逞之后情况如何，在史料上没有记载。作者凭想象力，对狐狸欺骗老虎得逞之后的故事，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理性化的演绎。第二，学习借鉴了章回体裁的小说样式，注意故事情节的铺垫和悬念的设置，结构连贯，前后呼应，比较引人入胜。第三，注重化用人们熟知的成语、典故和熟语，使之成为整个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读来饶有风趣、别有滋味。第四，文似看山不喜平——是写作小说的基本规律之一。作者好象懂得这个规律，文中有一定的奇思妙想，因此，行文时基本做到跌荡起伏、摇曳生枝和情节穿插，避免了平铺直叙。第五，注意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通过可触可感的细节描写，较好地刻画了华南虎王、玉面狐狸、大公鸡等飞禽走兽的性格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第六，较好地运用了对话描写和心理描写，文中的对话描写和心理描写，不仅刻画了飞禽走兽的性格，而且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交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第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为对比鲜明而给人深刻印象，而成为不朽名句。华南虎王的颟顸，玉面狐狸的狡诈；大公鸡的勇敢，山羊的懦弱等，作者注意用对比描写来表现。第八，运用诗歌（顺口溜？）来揭示题旨、规避风险，多少有些新意，也反映了作者预设退路的良苦用心。本人的感受和归纳，因为与拙夫先生的特殊关系，也许难免溢美，愿读者诸君擦亮眼睛，莫受蒙骗，自我评判。

    当然，由于作者的水平、功力和阅力所限，《狐狸新传》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的章节结构不够匀称，有的章节标题不够准确，故事情节拓展不够，环境描写不够细致，地名设置缺乏诗意，语言还不够生动精彩，有些情节不太合情合理，也许还有许多本人没有看出而又客观存在的其他问题。看来，拙夫先生说自己象李鬼学李逵，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辞，倒还有些自知之明。

    做文字工作难，要写点象样的东西更难。拙夫先生能迎难而上，不管成绩如何，起码精神可嘉。本人因此主张宜客观对待，而不要不加分析地棒杀。

    拙夫说，“这篇东西如能刊发，有幸博人一笑，则于愿足矣！”果能若是否？是为序。

                                                                             李    明

我们在报刊上常常会看到种种署名，或署真名，或署笔名，或署化名，或将领导之名放于前而把己名置于后，或将己名放于前而把他人之名置于后，或将他人之作改头换面而署己名，或将己作默默奉献而署权高位重者之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加以分析，也颇耐人寻味，透视种种署名现象，我们可以窥见署名者的心态、情趣、境界及其所处地位和环境。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本名周树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他以鲁迅等笔名除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之外，还写了很多“投枪匕首”式的杂文。他弃真名而不用，既是与国民党及其御用反动文人作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保护自己而更好地继续战斗的需要，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孤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没有话语权（即所谓言论自由），没有人身安全感，以笔名而作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鲁迅以笔名而战斗是所处环境使然，那么，在当今法制不断健全的形势下，为什么在报刊上还会有种种署名？在自己写的文章上署上真名实姓，表现了一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勇于担责、文责自负的精神。经常写文章的人或一些文人，喜好用笔名，欣赏之余，可能给人美感或启迪，或者别有深意。一些文章尤其是批评和揭露性文章，作者弃真名而用化名，也许是怕打击报复（因为被批评和揭露者权势或势力太大），当然也不排除作者为推卸责任而预先设防之可能。至于“将领导之名放于前而把己名置于后或将己作默默奉献而署权高位重者之名”，实则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为要求进步而讨好领导或为谋私利而委曲求全”，且已被人所垢病为“精神贿赂”；如此署名，实则是腐败的一个变种。“将己名放于前而把他人之名置于后”，其原因或者是自以为比他人优越而妄自尊大，或者是欲恃文而谋求不该得之名利，也是一种不足道哉的小人之举。“将他人之作改头换面而署己名”，其实是强盗般的剽窃行为，不说也罢。由此可见，文章作者（包括唾手可得的“挂名”作者）的心态、情趣、境界及其所处地位和环境不同，文章署名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署真名，令人佩服。署笔名，也可让人欣赏。不得已而署化名，也能叫人理解，但是对“不得已而署化名”的社会舆论环境，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优化。至于其他几种署名的形式，希望早日绝迹。

总之，文章作者（包括合作者）署什么名，这是作者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怎么署名，却是大有讲究，因此不可不慎！

                                                                追名逐利的双面剖析

                                                                            莫  非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追名逐利”这个词是个贬义词，“追名逐利”这种行为（如果不加分析一概而论的话）是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卑鄙行为。如果一说某某喜欢“追名逐利”，这样，在众人的心目中，某某已经无异于在人品、道德和政治上被“判了刑”甚至被“判了死刑”。因为传统观念的偏见和“审判”标准的扭曲以及一概而论的臆断，被“判了刑”甚至被“判了死刑”的“追名逐利之徒”中，就难免没有“冤假错案”。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为“追名逐利”正名，我们应该为合情合理合法的“追名逐利”者大声叫好！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被一代伟人毛泽东概括为“实事求是”。就让我们用这种方法和态度，来具体分析一下“追名逐利”。也许，你就会认为笔者写下《追名逐利的双面剖析》的标题，并非顾作惊人之论而哗众取宠。

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表明，人之所以区别于低等动物，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有生理（物质的，即所谓利）和心理（精神的，即所谓名）两种需求。这两种需求的内涵和外延、数量和质量，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随之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增加和提高，实质上，人们这两种需求，也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动力。按照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人们这两种需求，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是辨证统一体，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同样物质与精神、名与利，也是辨证统一体。试想，作为“社会人”，如果不吃不喝无生理需求，如果不思不想无精神追求，那么，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社会人”所生活的“社会”也必将消亡。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个个体的“社会人”，合情合理合法地“追名逐利”是多么重要！

合情合理合法地追名逐利，既然是人的天性，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那么，合情合理合法地追名逐利应该是未可厚非的。当然，追名逐利不能有悖情理甚至违法犯罪，如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就可能要么祸己害人，要么祸国殃民，其结果都必将败家亡身，为人唾弃。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如此追名：或冒权势显赫者及其亲属之名，或冒要害单位部门工作人员之名；或者拉大旗作虎皮，或者攀“远亲”显己名。经商者，以假冒真，以次充正；求学者，考试作弊，骗真文凭；为文者，剽窃“引用”，欺世盗名；从政者，跑官要官，行贿买官；为官者，瞒上欺下，虚报浮夸……名利相连，这些追名者的最终目的，在于逐一己之私利，甚至企图名利双收。当然，这些追名者为满足一己之私利，其追名的主要手段就是欺骗，但是他们忘了——可能在一定的时间欺骗少数人，却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掩耳盗铃、鸵鸟埋头，其结果必将是慕虚名而得实祸！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如此逐利：弄虚作假，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拦路抢劫，入室作贼；违法走私，贩卖禁品；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惟利是图，图财害命……这些逐利者，奉行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根本目的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也许他们可以快意一时，一旦东窗事发，其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们期望“一举成名天下知”，渴望“一夜暴富享安乐”，这些愿望、目的、诉求和人生理想，若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笔者以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名与利，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而变成现实。那么，怎样合情合理合法地“追名逐利”？卑之无甚高论，拿不出立杆见影的良方，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参照以下坐标来时刻修正追名逐利的轨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定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甚至名利双收。第一，学习榜样。就是像农民那样，春天老实地播种，夏天辛勤地培管，秋天喜悦地收割，冬天精心地谋划；就是像工人那样，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认真按照生产操作程序，精心完成自己负责工序；就是像劳模那样，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就是像企业家那样，以人为本，合法经营，强化管理，创造财富；就是像运动员那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睥睨群雄，夺金摘银；就是像科学家那样，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刻苦钻研，造福社会；就是像文学家（鲁迅）那样，直面人生，针砭时弊，救人灵魂，激励抗争；就是像仁人志士那样，救世济众，舍己为人，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第二，合情合理，遵纪守法。任何有悖情理甚至违法乱纪的追名逐利之举，都必将是欲速不达、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自取其祸的愚蠢之举。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道”，就包括情、理、法。取财（逐利）如此，图名（追名）又何尚不是如此？第三，要以科学的思想作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那么，作为这个层次的人或者努力希望成为这个层次的人，应该为人民谋大利、求多福、图盛名，切实冲破封建时代的“为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的荒谬怪圈。如果一旦掌权而公权私用，一旦任职而忘记责任，那么，就有辱于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称号，其价值取向甚至不如奉公守法的普通老百姓，若如此，党纪国法也是不相容的！

总之，只要我们每个“社会人”合情合理合法地“追名逐利”，追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之名，逐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之利（当然，若能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境界，更是令人敬佩仰慕，其对社会之贡献也必将更大），这样，既可以现实个人人生价值，也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戏 说“真”字

莫  芳

一说到“真”，人们就不禁会想到许许多多由“真”作词缀而组成的词、词组和成语：真实、真诚、真情、真心、真正、真挚、真性、真人、真格、真相、真知、真理……真皮、真烟、真酒、真货；真凭实据、真知灼见、真抓实干……如果一个人所遇都是真人，相处都很真诚，流露的感情都是真挚的，所用物品都是真货，能够知晓自己该应该知晓事情的真相，看待问题有真知灼见，工作起来真抓实干，一辈子都在真正地追求真理，力求做一个真率的人，真心造福于社会。那么，这样的人生际遇，真是叫人羡慕不已；这样的人生，也必将是幸福的人生！

根据笔者考证（纯粹为一家之言，真假与否、有无道理，诸君自判），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真”的本意为人的“口说之言”。因为当此之时，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们还没有讲假话的意识；大家唇齿相依、生死与共，也让人们不能不必不需不用讲假话，如果讲假话，就可能导致灭顶之灾。试想，人们以狩猎为生，若负责汇报情况的人，硬把某山谷来了10只老虎而谎报成来了1只老虎，请示部落首领派10个人去猎杀，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每个人都是说一不二，自然“口说之言”即为“真”。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生存条件的日益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这时，一些人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口说之言”开始失“真”。据说，对“口说之言”失“真”而造成重大损失者，部落对其处以吊刑（故“真”字的上部为一横一竖，实为在树干上吊人之形状）；但说谎被吊者，竟然口呼“冤枉！”于是部落首领下令削木塞塞其口，以避免其口出谎言而迷惑人心。如果说谎被吊者年轻力壮而拼死乱叫，则削两个木塞塞其口，并令人持叶状物蒙其嘴（故“真”字的中部“口”里的三横，其中两横即为塞口之木塞；下部的一长横为叶状物，两点为持叶状物者之手）。因此，后来人们在造字时，就根据这种传说，利用会意的造字方法而造出了“真”字。事物总是有两面性，正如有“黑”必有“白”、有“昼”必有“夜”一样，“真”字造出之后，假话谎言没有杜绝，假的东西仍然充斥人们的生活，搅得人们难以安宁；于是，人们为了提倡“真”，强调“真”，突出“真”，又以“真”作词缀而组成很多的词、词组和成语，这样，丰富了汉语词汇，方便了人们交流，也为玩弄文字游戏和巧言令色的诡辩者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语言材料，但是，与“真”作对的假的东西（包括假话谎言）仍然屡禁不止！

根据有关媒体披露，在消费生产领域，被商家奉为“上帝”消费者，全国每年都有xxx万人受假货损害，假货这个“隐形杀手”致使许多“上帝”受伤、致残甚至死亡；惟利是图的不法厂家和商家因为制售假货，而直接和间接给全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xxx亿元。无庸讳言，制售假货已经成为制约“上帝”正常消费、破坏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公害。在人们相处和日常交往中，假话谎言也并没有绝迹，否则，作为声誉崇高的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也不会以耄耋之年写就《随想录》，并以提倡“讲真话”为己任。在为人民服务的政界，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央领导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一代中央领导倡导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把人民和人民利益放在主体位置，与时俱进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一些思想霉变的所谓“公仆”，为了捞取更大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或者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千方百计往自己脸上贴金；或者耍花招往上报数字里面注水，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或者捞真假文凭、卖假真文凭，以为不断“进步”而夯实基础……这些所谓“公仆”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党委政府形象，损害了人民和国家利益，也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难度。

真善美，是人们在道德上追求的崇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真”则是善和美的基础，因此“真”也不应该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为人们热切期盼“真”，真挚呼唤“真”，不懈追求“真”！

逍  遥  游

时间因你凝固，

富贵向你低头。

花开花落云卷舒，

熙熙攘攘争不休。

什么喜怒哀乐？

什么功名利禄？

清心寡欲方解脱，

无牵无挂才无忧。

循道而行，旷达自由，

弹指之间皆过客。

且向红尘寄皮囊，

挣脱羁绊逍遥游！

短暂人生，浩瀚宇宙，

始终一样化作土。

无奈欲望迷人眼，

反躬自问参透否？

杨维藩是施鹤地区（今恩施州除巴东以外7县）第一个地区性中共党组织——施鹤地区临时特别委员会（简称“施鹤临时特委”）的书记，1929年1月竟然被无辜错杀！杨维藩蒙冤已经78年了，但是至今未得到正名，实在令人扼腕！现在省州县各级都在编撰和修订地方党史正本，笔者认为，实事求是地评价杨维藩、彻底地为杨维藩正名、追认杨维藩为革命烈士正当其时，因此，笔者吁请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和党史专家，快雪沉冤慰英灵！

一、不屈不挠——何必“携枪潜逃”？

杨维藩被无辜错杀78年了，为什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褒扬？其根本原因在于：《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给杨维藩强加了“携枪潜逃”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杨维藩是否“携枪潜逃”？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杨维藩短暂而轰轰烈烈的生平、光辉但蒙受沉冤的革命斗争历程，并据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杨维藩是否有“携枪潜逃”的动机。

杨维藩，苗族，又名杨洪寰，字梦屏，1906年出生于湖北来凤县城一个小商人之家。1924年春考入武汉湖北省立第三中学。在武汉湖北省立第三中学中共党、团组织的培育下，他秘密阅读《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关心国家时事政治，立志献身革命，于1926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杨维藩被调进由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主办的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并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经中共党组织同意，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工农革命运动。

1927年1月，杨维藩在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培养和发展金裕汉、何世雄等加入中共党团组织。同时还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到武汉市第二区第十一分部，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7年2月初，杨维藩从武汉受命回到来凤，与共产党员张昌岐、刘岳生等人从事农民运动，曾担任国民党来凤县党部组织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来凤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昌岐、吴郅堂等人被杀害，杨维藩虎口脱险，辗转奔赴武汉，向中共湖北省委汇报了来凤革命斗争情况。尔后，去宜昌参加了中共鄂西特委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听取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会后，杨维藩等回到施鹤组建党组织，领导农民革命运动。

回到恩施后，杨维藩在郑濂家中召开了施鹤党团联席会议，传达了鄂西特委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精神。1927年12月底，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杨维藩等在咸丰成立了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杨维藩为书记。1928年3月，中共施鹤临时特委在咸丰组织了龙潭司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杨维藩等在鹤峰召开了施鹤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失败教训，决定争取神兵，扩大革命武装力量。

杨维藩到咸丰争取黑洞神兵首领王锡九，得到王锡九的信任，被委以“黑洞精灵宫神兵第一军第一路司令”、“督办利川清剿宣抚使”。在这期间，杨维藩与在湘鄂边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取得了联系。

1928年12月初，贺龙根据杨维藩的建议，带领红四军仅存的91人、72支枪抵达利川老屋基，并在此召开了中共湘鄂西前委会议，增补杨维藩为前敌委员，同时将“中共施鹤临时特委”改为“中共施鹤部委”，杨维藩仍为书记。

1928年12月中旬，杨维藩率所部神兵参加了红四军，编为红四军第三特科大队，杨维藩任大队长。此后，杨维藩率队随贺龙参加过智取汪家营、攻打建始、夺取鹤峰县城等战斗。

夺取鹤峰县城后，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于1929年1月14日，从鹤峰县城出发，经过走马坪、堰垭向湖南桑植、澧县一带游击。

杨维藩奉命带领红四军第三特科大队，在离鹤峰县城30多里的太平镇长坪坚持斗争，阻击西线敌人进攻，以保卫新生的鹤峰县苏维埃政权。根据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和红四军主力已安全撤离鹤峰县城的情况，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杨维藩率90余人、30余支枪向宣恩、来凤方向转移游击。当杨维藩率队行至宣恩雪落寨宿营时，黄子全带人于16日凌晨，乘杨维藩熟睡之机，将其杀害，杨维藩时年仅23岁。

从杨维藩的革命斗争历程来看，杨维藩一直是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忠贞不渝的，他至死都没有一丝所谓“潜逃”的动机。

试想，如果杨维藩要“潜逃”，在反动势力攻破来凤县城后，他又何必奔波劳碌，到武汉给上级党组织汇报来凤大革命情况、领受新的革命任务？倒不如当即叛变投敌，出卖同志，以求谋一官半职？

试想，如果杨维藩要“潜逃”，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形势下，他又何必冒着杀头的危险，出任中共施鹤临时特委书记、发动龙潭司农民武装暴动？倒不如像宋江一样，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带着龙潭司农民武装接受反动当局的“招安”，以求“封妻荫子”？

试想，如果杨维藩要“潜逃”，在红四军已安全撤离鹤峰县城、国民党反动派正纠集人马“围剿”鹤峰的情形下，他又何必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而率队主动转移？倒不如杀进鹤峰县城，捕杀同志，破坏组织，捞取叛变投敌的资本？

二、漏洞百出——怎能自圆其说？

杨维藩沉冤之所以难雪，就是因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混淆是非地给杨维藩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质上，《报告》是漏洞百出而难以自圆其说的。

如果认真分析的话，《报告》汇报的内容是真假参半、似是而非，特别是涉及与杨维藩的内容，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些内容违背了事实真相、经不起历史检验。

《报告》称，“此种群众（指神兵。笔者注）当然不能为党所用”。实际上，鄂西特委负责人曹壮父在1928年8月视察施鹤后，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施鹤临时特委改造和争取神兵是给予肯定的（“我们已有同志能相当引导”）。如果神兵“不能为党所用”，那么，贺龙就没有必要以“袍哥”名义拜会神兵首领王锡九；如果神兵“不能为党所用”，那么，红四军根本不可能由进入施鹤时的91人、72支枪，在短时间内发展到400余人、200支枪。“此种群众当然不能为党所用”，看似言之凿凿、语气坚决、判断绝对正确，实质上是漠视群众、脱离群众、不顾事实的关门主义说辞！

《报告》称，“维藩以私人活动”，“但一切工作均离开了党而谋个人的生存和领袖地位的斗争”。1928年3月底，施鹤临时特委在鹤峰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做好改造和争取神兵的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可见，与神兵首领王锡九“发生关系”，是施鹤临时特委的集体决策，不是杨维藩擅自“私人活动”。既然杨维藩不是“私人活动”，而是贯彻施鹤临时特委决议的行动，那么，“一切工作均离开了党而谋个人的生存和领袖地位的斗争”也就无从说起。

《报告》称，“尤其维藩，一切工作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色彩”，“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施鹤部委只是维藩个人之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一点也没有替群众工作”。据有关记载：1927年12月施鹤临时特委建立时，杨维藩任临时特委书记，委员杨维藩、黄子全、金裕汉。特委下属组织有咸丰、建始两个县委及鹤峰特别支部。即使后来施鹤临时特委改为施鹤部委，杨维藩仍然任部委书记，按照常理，原施鹤临时特委委员杨维藩、黄子全、金裕汉，应该仍然为施鹤部委委员（如果没有组织调动和叛变投敌或者因公牺牲的话）；同时特委下属的中共咸丰、建始两个县委及鹤峰特别支部，分别活动到1928年12月、1931年5月和1929年2月。那么，“施鹤部委只是维藩个人之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的说法，又怎么站得住脚？施鹤临时特委建立后，在来凤建立共青团组织，发动咸丰龙潭司农民武装暴动，突袭宣恩县城并击杀县府秘书，争取和改造神兵，配合红四军在汪家营剪除神兵头目李长清等一系列革命活动，难道是“充分表现机会主义色彩”，“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一点也没有替群众工作”？

《报告》在汇报“杨维藩的党籍问题”时，可以说，对杨维藩的诬陷之辞已达极致！《报告》称，“维藩自与我们接头后，……阻碍前委工作的进行。”“故议决短期开除其党籍六个月，并撤销其军职。不料他在受处分之后，竞于昨晨在长坪煽动部属九十余人，携枪三十支潜逃。对杨的此种行为，请上级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党内通缉。”《报告》称，杨维藩“只听杨在田(非同志)的话”，而《报告》在前面却称，杨维藩“只听王锡九的话”。在此，我们觉得前委《报告》有下面几点难以自圆其说，并且必须予以澄清：其一、施鹤临时特委改为施鹤部委、杨维藩所部神兵及黄子全等龙潭司暴动骨干编入红四军特科大队后，配合并参与红四军智取汪家营、攻克建始县城、攻占鹤峰县城等战斗，难道这些都是“阻碍前委工作”？其二、“开除”杨维藩“党籍六个月，并撤销其军职”，到底何时“议决”？接替或者代理杨维藩职务（施鹤部委书记、第三特科大队长）的是谁？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是不便给中央汇报，还是故意捏造？其三、据有关记载：鹤峰县苏维埃政权成立（1929年1月13日成立）后，前委“议决短期开除其党籍六个月，并撤销其军职。”也就是说，从1929年1月14日起，杨维藩已经不是施鹤部委书记、第三特科大队长。诚若是，那么，杨维藩也就没有职权和威望，来“煽动部属九十余人，携枪三十支潜逃”。既然杨维藩能够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明智主动地组织九十余人、携枪三十支实施转移，那么，“开除”杨维藩“党籍六个月，并撤销其军职”的“议决”是否子虚乌有？其四、《报告》中，一时说杨维藩“只听王锡九的话”，一时又说杨维藩“只听杨在田(非同志)的话”，“只”在这里是限定范围和对象的副词，“只”表达的意思具有唯一性、排它性。那么，杨维藩到底“只听”谁的话？其五、据有关记载：第三特科大队中队长黄子全和共产党员王德斌带人，于1929年1月16日凌晨，乘杨维藩熟睡之机，在宣恩雪落寨将其杀害。随后，黄子全派王德斌前往前委报告，由于接头太迟，黄子全与红四军主力失去联系。《报告》也声称，杨维藩“竞于昨晨在长坪煽动部属九十余人，携枪三十支潜逃”。杨维藩1月16日凌晨被害，《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在1月17日就热呼呼地出笼，这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精心策划？如此质疑，因为一是当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通讯落后；二是王德斌前往前委报告没有成功（前委被动获知），那么，前委也就无从得知所谓杨维藩“昨晨在长坪煽动部属九十余人，携枪三十支潜逃”之事；三是前委（红四军）获取情报的能力不强（前委主动获知）（前委《报告》自称的“此间对全国政治消息一点不知”，“群众以何县为有组织”，“各县游击队的发展情形如何”即可佐证），那么，前委为什么能料事如神？

前委的《报告》之所以真假参半，是因为它真实地透露了杨维藩与前委某些人的矛盾之所在：关于红四军的发展方向，杨维藩“主张由四川柱石（应为石柱，今属重庆市。笔者注）而入黔江”，遭到前委某些人的“当然没有一点政治作用”的否定。前委某些人“主张往下游向有群众的地方发展”，并以所谓“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下来”。由于主张分歧，杨维藩就被前委某些人视为异己，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按照前委某些人难以容人的胸襟和唯我独尊的强权逻辑，杨维藩最终在政治上被搞臭、在肉体上被消灭的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共中央收到《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后，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指出：“对杨维藩的问题，如你们所云，杨是犯了不少的错误，你们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对的。不过以后训练同志，应特别注意教育方法。”“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分析指示信，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一是中共中央对杨维藩的问题运用的是充要条件假言判断（形式逻辑关于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规则表明，有这个条件必定这个结果，没有这个条件必定没有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前件真，后件一定真，前件假，后件一定假），而不是直言肯定判断；二是中共中央对前委处置杨维藩所采取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三是中共中央没有对杨维藩给予任何处分决定；四是中共中央对前委决定的红四军发展方向，是予以否定的等等。

另外，前委的《报告》涉及到杨维藩的问题，都是全称直言判断，例如：“只听王锡九的话”，“一切工作均离开了党而谋个人的生存和领袖地位的斗争”，“一切工作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色彩”，“不实行党的暴动政策”，“施鹤部委只是维藩个人之部委，没有一个县委的组织”，“一点也没有替群众工作”，“当然没有一点政治作用”，“一人包办施鹤部委”，“一切行动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倾向”，“只听杨在田(非同志)的话”，“请上级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党内通缉”等等。实际上，这些全称直言判断，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因为判断量词使用不当，都犯了绝对化的逻辑错误。

三、同样蒙冤——哀荣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在轰轰烈烈的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是极其悲壮的时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疯狂“围剿”，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主力被迫进行转移、损失惨重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夏曦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而进行的四次“肃反”。

根据有关研究和统计，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无辜错杀干部7000多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红三军第9师师长的段德昌，就是在第三次“肃反”中被杀害的。夏曦为什么要杀段德昌？他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分裂红军，企图逃跑。”同时强加段德昌三大“罪行”：阴谋分裂红军、企图煽动暴动、对抗中央分局。段德昌被无辜错杀真正原因是：1932年10月，在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时，段德昌的意见与夏曦相左。

杨维藩与段德昌的冤案极其惊人的相似，二者的哀荣却天壤之别。1944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为冤死的段德昌平反昭雪。1952年，毛泽东又为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但是，杨维藩冤死已经78年了，至今仍然背负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蒙受着令人扼腕的不白之冤！

根据杨维藩革命斗争历程来看，他当之无愧的是英勇顽强、忠贞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蒙受沉冤而未被正名的革命烈士。因此，杨维藩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褒扬，否则，我们将愧对先烈、愧对历史、愧对来者。

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恩施地区革命斗争史》，中共恩施州委党史办公室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3、《中国共产党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24.1—1987.11），中共鄂西州委组织部、中共鄂西州委党史办公室、鄂西州档案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4、《中共恩施简史》，中共恩施州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5、新华社：《永远的丰碑：段德昌》；《人民日报》（2006年2月11日第二版）。

6、《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人物·著作文章》。

7、周恩来：《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南方网首页·新闻·社会专题·周恩来著作选载（一）》。

8、少华：《中共无衔军事家》，湖北人民版社；《新浪网·新浪读书》。

9、曹壮父：《鄂西报告》，《恩施地区革命斗争史》，中共恩施州委党史办公室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68页。 

作者单位：来凤县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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